#私有不公#
是这样：
对于公共治理而言，惯例是不接受关于“不公平”的个人投诉的。
你至少也要找到一定数量的民众联署，这种投诉才能被受理，才有必要给你一个答复。
原因如下：
1）处理这个投诉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处理不好的风险也非常大，远大过你个人的冤情，哪怕是窦娥冤。所以很自然的，如果把这个公平性审查的门槛设得太低，必然会因为“质疑不公的成本太低”而让社会服务部门把有限的公共资源消耗到无限的“个人基础伦理教育”中去。
2）这种关于公平性的质疑一个处理不好就要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敏感性可以和新闻发言人说错话相比。因此，如果启动成本太低，对社会会造成巨大的稳定性风险。
不稳定的代价实际上往往比不够公平的代价更加高昂。
3）由于人类天生的多样性，试图追求“人人都毫无异议的公平”是数学上不可行的，甚至连追求“大部分人都毫无异议的公平”都做不到，人类只能追求“大部分人觉得尚可接受的公平”。
因此，顺理成章的，单独由个人发起的“不公平”抗诉，只能得到“已经记录在案，看有没有更多人联署”的回应。
默认是不做任何回应的。
谁要是通过对这么低门槛的指控做大动作的回应来建立了组织成员错误的普遍期待，谁就会被自然法则迅速的毁灭。
作为父母，对子女要补上这个基础教育，这是正确的社会化必须补充的内容。
要防止子女滥用“质疑不公”这种武器，在遭受必然的“冷漠”之后堕入所谓“社会不公”“暗无天日”的思想地狱，无谓的化为灰烬。
所以，正确的回应如下：
先告知这个道理，然后告知对方，你可以写一个书面的请求“释法”的请愿书，多找几个同学联署，到达受理门槛后，我会给你回应。
在此之前，我有责任通过不受理让你理解社会的一般运行规则，以免你对社会有错误的期待。
而对方自己去兜售一番自己的不满，就大概率会很快发现自己的“不公平”理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大的市场。
因为大部分小孩子所谓的“不公“指控。只不过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特权追求。
让ta们去真正的民意中间走一圈，可以滤除大部分根本不需要回应的妄想。
不排除还是会有一些在小部分人里能找到市场的观点，但那时你一回应就是一群人，一解决就是一群人的风险，其效率要比一个个的解决好很多倍。
就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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